中国历朝管辖与行使主权的证据
（一）位于南海中的诸岛历来就是中国沿海人民生产活动之地区，所以我国沿海有关的省、州、县地方政府都是把诸岛作为自己的管辖地区的一部分，有关志书，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志书，也都把它们列在管辖的“疆域”或“山川”条目中。
(1)上述《汉书·地理志》所记海外航路，四程均“到日南象郡界”为止，显然是：过此界就是属于中国境内，所以不记。
(2)《旧唐书·地理志》记振州疆域四至：“西南至大海千里”振州即今海南岛崖县，由振州治所西南至大海千里，那么西南管辖的疆域达到越南会安以南的海域，而据同一志的记载：当时林邑郡（后改林州）就是在岭南道管辖之下，州治应即汉代的象林县，《旧唐书》所记疆域，正和《汉志》“日南象郡界”一致。
(3)宋《舆地纪胜》引《琼管志》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列在广南西路，吉阳军“风俗形胜”项内，以后明清广东或琼州的地方志引《琼管志》这两句，大多都列在“疆域”项内[28]。例如元末明初的《琼海方舆志》、正德《琼台志》，康熙雍正道光修的《广东通志》，道光《琼州府志》等，把代表南海诸岛的长沙和石塘列为中国疆域，除了历代志书外，还有一些官方舆图可证。例如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编绘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皇清各直省分图》，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2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图》等官方舆图[29]，都在南海诸岛的位置标绘“长沙”、“石塘”或“万里长沙”、“万里石塘”等。
（二）历代官修的志书图籍虽然把长沙和石塘列在行政疆域之内，但由于古代海上交通与岛上交通与岛上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各岛设官置守，历代对南海诸岛管辖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巡海。
(1)汉武帝所设九郡，儋耳、朱崖二郡（设在海南岛），后并归合浦郡，只有七郡，统属交趾七郡。按汉代制度，诸州刺史每年要巡行所部郡国，称为巡部，交趾刺史管辖范围不仅陆上，也包括南海中岛屿，所以交趾刺史巡部也包括巡海，谢承《后汉书》就记载交趾别驾陈茂跟随交趾刺史周敞巡部，涉涨海遇风，船几复没[30]，证明从汉代起巡行南海或涨海是南方州郡长官的职责。这种巡行南海的制度后来还传下来，晋·鲍靓为南海太守，“尝行部入海[31]，早期没有记载他们巡海具体巡到那里，但至少可以证明：沿海州郡管辖范围，包括南海海域一部分，因而巡海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行使管辖权利的一种手段。
(2)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平定南方的南汉后，置巡海水师，《武经总集》前集卷21载：
广州南海郡……命（今）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在海……，至屯门山二百里，……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占不劳山，又南三日至陵山东。其西南至大食（石）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
原书在陵山下注：“有甜水”，说明巡海水师一定在此地停留，计程一直到陵山，以下就不计程，看来这里应是巡海的停止之处。陵山就是越南归仁北的燕子岬。至于九乳螺州在屯门山西南七日程，比贾耽海程中的九州石（七洲岛）要远五日程，比象石（独猪山）远三日程[32]，应指西沙群岛，严如煜《海防辑要》的“广东海图中”正是把九乳螺洲绘在西沙群岛的位置。
(3)此后宋代还在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招收广南巡海水军，予以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元置白沙水军、巡海上”；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293年）设南海备倭指挥一员，专辖内外十一处，每所官各一员，督管军船，于所部海面巡视，有警申报剿除”；明世宗时（公元1522～1566年），“参将朱文达，至琼即巡海”[33]。清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公元1710～1712年）广东水师副将吴陞也曾率领水师巡海，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34]；道光二十年（公元1832年），规定崖州协水师副将和水师守备，“轮替出洋巡辑”，“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洲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35]。清以前仅记巡海，清代则明确记有巡海经历地点，里距、范围和交界洋面。第一，经过七洲洋即西沙群岛的洋面；第二南面直到暹罗即泰国，占城即越南南部的海面；第三，里距多达三千里，少也有一千里，自琼崖（今海南省海口）出发，三千里已包括南沙群岛，所以和暹罗洋面相接；一千里至少也达到南沙群岛的洋面，和占城洋面相接。
(4)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乘伏波舰巡洋至东沙群岛，发现岛上悬有日本国旗，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私占该岛，开掘鸟粪、磷肥，进行开发，李准登岸执西泽，告以“此乃我国之领海，何得私占？”一面派人监视，不许再行探取各物，存货亦不许运去，行使领土主权，一面“与日人交涉，交还此岛”，“乾隆间有高凉总兵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有此岛之名，即据此图与日人交涉，乃交还此岛”[36]。
(5)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李准又率领副将吴敬荣、候补道李用濬、游击李国祥等官兵共一百七十余人，分乘伏波、广金、琛航三舰巡海，直接到西沙群岛视察一一查巡各岛，命名勒石，并在永兴岛升旗鸣炮，公告中外，在晋卿岛、甘泉岛放牧山羊、水牛，当时岛上还有中国渔民[37]。
以上两次，李准写有《巡海记》，详记其事。这是由巡海而行使领土主权的一个最好说明。
（三）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6年）郭守敬奏请测四方（各地）的纬度，“遂设监候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踰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绘，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历告成”。（《元史·郭守敬传》）“南踰朱崖”就是过了海南岛以南，据（元史·天文志》所记“四海测验”：
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长一尺一寸六分，昼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雷州　北极出地十二度太
琼州　北极出地一十九度太
元制：一圆周为3651/4度，化成现在的360°度制，南海雷州、琼州三处“北极出地”（即纬度）分别为14°47′、20°27′、19°28′，南海这个测点，远在琼州（海南岛）南四度多，必在西沙群岛。现在西沙群岛在北纬15°47′～17°8′之间，最南端的中建岛为15°47′，元朝简仪最小刻度为元制一度（与今1°接近），误差一度是容许的，而“夏至日晷景长一尺一寸六分”，由此推算的纬度是15°多，与中建岛颇为相当，元朝这次二十七处所测纬度数值，绝大部分和现在相差在1°以下，由此证明“南踰朱崖”这个南海测点是在西沙群岛，具体地点可能就是中建岛，于夏至前达到该处，利用信风，时节正合。根据元代航海技术设备，是有条件到达这里测量的。
这条材料证明：元代疆域不仅包括南海诸岛，而且还派出官员到西沙群岛测量，建立天文测点，行使了管辖主权。
　　四、历史上国际航海家的公认
自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粤赵氏后，“以其地为儋耳、朱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38]，最南的日南郡象林县界就是当时中国南界，在南海海域上的中国境大致与之相适应，所以《汉书·地理志》对外航路“到日南象林界”就作为进到中国境内。象林县治一般都认为即后来林邑国都，遗址为越南广南茶轿古城，象林县南界当然还在其南[39]，上引《旧唐书·地理志》记振州“西南至大海一千里”，所指也正和“日南象林界”相仿佛。
南海就是中国南方的海，中古时早就被波斯、阿拉伯人称为中国海，或中国南海，近代又称为南中国海，至今国际通用。汉代的南海就是指交趾九郡南面的海域，南海诸岛基本上都在这个海域之内，尽管古代并没有近代领海的概念，而南海或中国海范围较大，有时较小，并无一定界限，只是南海海域中究竟从哪里起就算中国境内，历史上国际航海界还是存在一条习惯界线，当然海上不可能要求象陆地上那样明确划出一条疆界线来，它只能是一个范围，但是这一范围概念的形成，却是经过千百年航海经验的积累与认识的不断总结获得的结果，所以得到国际航海界的公认。
南海古代又称涨海。唐初流贬安南驩州（据我考证为越南义安南边水县）的诗人沈佺期在《度安海入龙编》诗有“南风涨海牵”[40]，此时他所渡的安海即安南海，亦即涨海的北部。后来他到驩州后所作诗又有“涨海缘真腊”句[41]。当时真腊（今柬埔寨）占今印支半岛的南半部，涨海南面包环真腊的外面，如此，印支半岛以东的海域就是涨海，正包括南海诸岛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4“涨海”条已明确指出：
　万州（今海南省万宁县）城东外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海。
“涨海”之名也见于下引九世纪阿拉伯航海记录中，也说进到涨海之后接着就进入中国境。所以把代表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作为中国境内[42]。这一点得到历史上外国航行南海者的公认。
在外国航行南海的历史记录中首先应该提到阿拉伯人，中世纪的阿拉伯人是著名的国际航海贸易者，掌握东方海上交通，经常大批并不断地来中国贸易。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情况最了解和留下记录最多的，一致公认是阿拉伯人，他们多从海路来中国，所以经常提到中国海，中国南海[43]。至于记载海上中国境域，据现在所知，至少有下列三部著作：
(1)九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eiman)从海道来印度和中国，回去后于公元851年写成游记，记载中国最多也最详细，其中明确提到涨海和涨海中的中国门与南海群岛情况：
……Chapa，此地有淡水，出产的是沉香，名目就叫做Campa（沉香），其地有一国王，……从此地取得淡水后，再有十天海程，就到一处名叫Cundur-Fulat，是一个海岛，有淡水。从此地再开船，就到一个海，名叫Canhay（涨海）；再往前，就到中国门，这些门都是海面上浮出来的山，每一门是两座山，中间空出一个当子，海船就从当子里过去，要是阿拉允许，海船可以平平安安的通过Cundur-Fulat港，那么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到中国了。
Chapa即柬埔寨的节译[45]。Cundur-Fulat即《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所经之兄弟岛——Sundur与Condur岛，据英人玉耳与法人考迪耶注释：“Fulat是马来语‘岛’字多数格，此岛即九世纪阿拉伯航记中最近开航往中国之处，所指即此游记。”还说：“此主岛中国人称崑崙山，在同一海中有一群礁岛叫七洲，中国的航海者有如下歌谣‘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针迷路失，人船莫存”[46]。所以苏莱曼所经即中国传统的崑崙山与七洲洋的航路。Canhap无疑即“涨海”的汉语音译，所谓中国门和海面上浮出来的山，应指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我国古代航海记录中也常把西沙和南沙群岛中船舶可以通过的航道叫做门。例如“长沙门”。十世纪末穆哈拉比(Muhallabi)说：“室利佛逝……乘舟赴中国者，即见有山在前，长延十日不尽，旅客行近诸山，即见其水陆通道可至中国一地”[47]，所讲情况与苏莱曼基本一致，所以法人费琅认为“此地即大食所称之中国门也”[48]。此“长延十日不尽”“在前”之山，和我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实际情况一致。
(2)伊本·赛德（Ibn Said，公元1208～1286年间人）《地誌》：将抵Bintam岛，即见Kanrun诸岛，王居之岛最大，此Kanrun岛在经度158度，纬度6度之间，王所属诸岛，有小岛无数，在王都之西，……过Kanrun岛北之群岛，有樟脑山无数。山在船舶赴中国之海中，山属K-anrun，有属中国者[49]。
(3)阿布非达（Abuljida，公元1272～1331年间人）《地誌》：
中国海西行过Kanrun山，山在中国、印度之间，经度125度，纬度10度之间。……赛德誌Kanrun诸岛云，王都在此群岛之东。[50]
《宋高僧传》卷29《慧日传》：“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崑崙、佛誓、狮子洲等，经过路偏，乃达天竺”。《诸番志》：闍婆国“东至海，……泛海半月至崑崙国”。Kanrun应即崑崙国之对言，据此二书所记方位，其地在佛誓（苏门答腊）、闍婆（爪哇）之东，费琅考证以为Kanrun盖为马来群岛中近苏门答腊东岸之一岛[51]，和苏莱曼所经之崑崙岛虽未必是一处（可能还在其西），但他们的记载恰可互相印证，苏莱曼从崑崙开船后，即进到涨海和中国门，那些形成门的海上浮出诸山，必然属于中国。赛德所说过崑崙北之群岛，山有属于中国者，也就是指这些山，因为崑崙国所属诸岛，在王都之西。所以崑崙岛以东诸山属中国不属崑崙国，这是很明显的。由此可证，包括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即中国所称之千里之沙，万里石塘，属于中国之境。在历史上也早就为国际航海界所一致公认。
(4)公元1176年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说：“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舟行，历上下竺，交洋，乃至中国之境”。三佛齐（在苏门答腊）来华航程必是出于其国使者所述。较此稍晚的赵汝适于公元1225年写的《诸番志序》中也说：“暇日阅诸番图，有所谓石林、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诸番图也应包括外国商船航行的材料在内。交洋即交趾洋，竺屿即上下竺亦即明清航路中的东西竺岛，在马来半岛东岸，与上Kan-run相近，所指应为崑崙洋，两者所说完全一样，所谓“交趾洋、竺屿之限”，也就是“中国境”之意，这是十二、三世纪国际航行的情况，和上引赛德的时代差不多相当，可以互证，当时国际航行是把崑崙洋与交趾洋作为中国海上之限。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暹罗使者丕雅、摩诃、奴婆(PhrayaMaha Nubhab)等取海道来中国所写之《广东纪行诗》中有：
前进复二日。始达外罗洋，自此通粤道，远城迷渺茫，滨海皆大郭，处处例进香，横山迤逦至，地属越南邦，至此边境尽，针转折东方。[51]
清《文献通考》卷297记载此次暹罗来使事很详，还记录来使行程。其中也有“再四日达外罗洋，过此则入中国之境，入老万港，抵澳门”，到了外罗洋，越南边境尽，针转向东方，进入中国境，外罗以西的海域为越南，以东属中国境，很是明确。所以以东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属于中国不属越南。
把外罗作为中国和越南海域分界，记载很多，如明·黄衷《海语》：“分水在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由马鞍山抵巨港，东注为诸番之路，西注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设险以域华夷也。”分水就是海域分界之意，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所指即代表西沙、南沙群岛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和上引苏莱曼所说中国门情况，与穆哈拉比所说2“长延十日不尽”之山很是相似，它是中外分界，一直到清代仍是这样提法[52]。
(5)外罗为越南海域分界，越南官书《大南一统志》也明确承认，该书卷5“大占屿”下：“一名尖笔峰，古名占不劳山（俗名占劬劳）……本国与外国越海者以此为准”，大占屿也就是外罗岛，在占城未被消灭前，越南、占城两国巡海都以此为界，黄衷《海语》和蔡汝贤《岭南异闻》记载明成化二十一年册封占城的使团次交趾之占壁罗（即大占屿），误触铁板沙，船坏，二使溺焉”，七十余人爬到岛上，当时岛上无人居住，最后仅存二十四人，后遇交趾、占城二国之交缴巡船，才得救[54]。可见占城、交趾的巡海都只到大占屿，所以在此交会，外罗是越南海域东界，以东属于中国。
(6)郭嵩焘《使西纪程》载：“（光绪二年十月）廿四日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计当在琼南二三百里，船人名之‘乔纳细’，犹言中国海也，……左近柏拉苏岛，出海，亦产珊瑚，而不甚佳，中国属岛也。”[55]
公元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所乘乃英国商船，故地名皆英船人告之，如“乔纳细”即英语China Sea的译音，柏拉苏尔即英名Pracel西沙群岛的译音，“乔纳细”是船人名之，“中国属岛也”，当然也不是郭嵩焘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国际航海界的习惯看法，英国海船航行南海时也遵用之。
正是由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之境，早为国际航海所公认，所以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各国曾请我国于西沙建设灯塔，以利航行”[56]。1930年4月间在香港召开远东气象会议，安南气象台长法人勃鲁逊，上海徐家汇法国观象台主任劳积勋，职名向我国政府建议，在西沙群岛设气象台。
关于西沙群岛西名“Pracel”的来源，我们从三种有关文献中得到考证：
（一）根据1960年葡萄牙出版的《葡萄牙海外活动图集》[57]，我们查出“Pracel”一词系葡萄牙人最早使用并绘为长带或长三角状岛群。卷一第38图系公元1527年绘，已出现此种绘法，旁注葡名，据以后诸图注记当为“Pracel”，但因缩小看不清，第39与40页图系公元1529年D-iogo Riberio绘，长带状岛群更为明确，但葡名同样看不清。明确看出旁注葡名“Pracel”的为卷二，第27图，系公元1554年绘，为长三角状岛群。以后成为定型，如同卷95，105，124，139诸图，（为公元1558年到公元1561年所绘）绘法、注记皆同。葡图“Pracel”的绘法，一直到十八世纪仍为各国采用。
（二）皮埃雷·伊夫·马甘《在越南和占婆沿岸的葡萄牙人》文中认为：“Ilhas do Parcel”(Pracel)（帕尔塞尔群岛）一词是由葡萄牙人命名的，在葡语中“Parcel”意思是“暗礁”、“高礁石”[58]，但A·布雷比翁在《法属印度支那古今传记志书词典》中说：“‘Parcel’是以十六世纪在这组群岛沉没的一艘叫做‘Paracelsse’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命名的”[59]。由上述葡萄牙诸图确证“Pracel”为葡人命名，与荷兰人无关。至于越南蔡文检认为“Parcel”一词最早出现在荷兰人弗雷雷斯·范·朗伦(Freres Van Langren)公元1595年印行的《印度支那半岛地图》(《Carte de La Peninsula Indochinoise》
上更属不对。
（三）考葡人最早来中国始于公元1514年，公元1515年在广州登岸，当乘中国商船，而早在公元1508年葡王命塞寇拉(Sequeire)第一次航往麻六甲并训令他调查麻六甲中国商人及其商船、商品等详细情况，以及国土版图面积若何。葡图所绘长带或长三角都是把东、中、西、南沙群岛连成一体，并不限于西沙，显然是对我国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形象的绘写。葡语命名为“Parcel”意为“礁石”，实是我国“石塘”的意译。由此证明：南海诸岛由中国最早命名，并为国际采用。
